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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威胁

时间:2018/2/11 13:24:58  点击:721 次
  我成年以后,有一天中午,一个站在街道旁的孩子以其稚嫩有趣的动作,使我长久地注视着他。这个衣着鲜艳的小家伙,在灿烂的阳光里向空气伸出胖乎乎的胳膊,专心致志地设计着一系列简单却表达他全部想象的手势。其间他突然将右手插入裤裆,无可奈何地进行了现实的搔痒,而他脸上则维持住了被想象陶醉的痴笑。面对如此嘈杂的街道,孩子不受侵犯地沉浸在小小的自我之中。

  后来,一队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旁走过,才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。这个孩子发呆地看着处于年龄优势的他们走远。我没有看到他的目光,但我知道他那时的沮丧。被他们随随便便背在肩上的书包,微微摇晃着远去。这一景象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,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。况且他们又是排着队走去,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嫉妒、羡慕和向往。这样的情感折磨着他,最终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。

  我看到他转过身来,哭丧着脸气乎乎地走入一条胡同。

  二十多年前,当我哥哥背上书包耀武扬威地走去,我的父亲向他发出最后的忠告时,站在村口的我最初发现了自己的不幸。一年多以后,我同样背上书包上学时,已经不能像孙光平那样获得孙广才的忠告了,我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类教导。

  那时我离开南门已有半年,那个将我带离南门的高大男人成为了我的父亲,而我的母亲不再是拥有蓝方格头巾在田间快速走动的瘦小女人,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的李秀英。我后来的父亲,那个名叫王立强的男人,有一天上午用他有力的胳膊抱开了一只沉重的木箱,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只全新的草绿色军用挎包,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书包。

  王立强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,或许因为他也出自农村,所以他始终觉得乡下的孩子和狗一样,喜欢随地拉屎撒尿。他正式领养我的第一天,就反复向我说明便桶的重要性。他对我排泄方式的关心,在背上书包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。他告诉我,上学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上厕所了,首先应该举手,在教师允许以后才能去。

  我当时的内心是多么骄傲,穿着整洁的衣服,斜背着草绿的书包,身边走着身穿军装的王立强。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学校。我看到一个织着毛衣的男人,轻声细气地和王立强说话,但我不敢笑,因为他是我的老师,然后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,挥舞着书包向我们奔跑过来。那个男孩和我互相看来看去,不远处有一群孩子都在看着我。王立强说:

  “你过去吧。”

  我走到了那群陌生的孩子中间,他们好奇地看着我,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。不一会我就发现自己十分优越,我的书包比他们的都要大。可就在这时,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,准备离去的王立强走过来响亮地提醒我:

  “拉屎撒尿别忘了举手。”

  我小小的自尊顿时遭受了致命的一击。

  我年幼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,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。我并不是因为招人喜爱才被城镇选中,事实上王立强夫妇对我的需要远胜于我对城镇生活的热情。他们没有孩子,我后来的母亲李秀英说她没有喂奶的力气。同样的说法到了王立强那里就完全不一样了,王立强用果断的语气告诉我,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要是一生孩子就要断气。这话在我当时听来实在有些吓人。他们都不喜欢婴儿,选中六岁的我,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。公正地说,他们是准备一辈子都把我当儿子对待的,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十四、五岁的男孩,这样的孩子干活时会让他们更为满意。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难以改变的习性,他们可能会因此大伤脑筋。他们选中了我,让我吃饱穿暖,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,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。我这个别人婚姻的产物,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孩子。

  我在那里整整五年的生活,李秀英只有一次出门,那次她离去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李秀英究竟得了什么病,她对阳光的热爱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。这位我后来的母亲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场绵绵阴雨。

  王立强第一次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时,满屋的小凳子让我惊奇万分,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,让通过窗玻璃的阳光照耀它们。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,伸出的手似乎在拉一根很细的线一样,摸索着阳光。随着阳光的移动,她也移动凳子,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。她神态安详地沉浸在那单调和贫乏之中,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有多久,当她向我转过脸来,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,从而让我现在回想时,看不到她的目光。接着是很细的声音,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了我的耳朵,她告诉我,她要是穿上潮湿的内衣就会棗

  “立刻死掉。”

  我吓了一跳,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说到死掉时斩钉截铁。

  我离开了亲切熟悉的南门和生机勃勃的父母兄弟,来到这里时,一个令我不安的女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,就是她随时都会死掉。

  后来我才渐渐感到李秀英当初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的,在那些连续阴雨的日子,她就会发烧不止,躺在床上哼哼哈哈,她那时奄奄一息的神态,总让我感到她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预言了。可是阳光穿过窗玻璃来到那一排小凳子上时,她就安详和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继续生存的事实。这个女人对潮湿有着惊人的敏感,她都可以用手去感觉空气中的湿度,每天早晨我拿着干抹布推开她的房门去擦窗玻璃,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,像是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,以此来检验这刚刚来到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。最初的时候总把我吓得战战兢兢,她整个身体消隐在蚊帐后面,只露出一只苍白的手,张开五指缓缓移动,犹如一只断手在空气里漂浮。

  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自然要求清洁,她的世界已经十分狭窄,如果再乱糟糟的话,她脆弱的生命就很难持续下去。我几乎承担起了全部保持屋内整洁的劳动,擦窗玻璃是所有劳动中最重要的,我每天都必须擦两次,从而保证阳光能够不受尘污干扰地来到她的内衣上。打开窗户以后我的苦恼就来了,我要把玻璃向外的一面擦得既干净又迅速,我小小的年龄要达到迅速实在是力不从心。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,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,它把尘土、病菌,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,让人生病,让人死去。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,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,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,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,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。

  李秀英完成了对风的攻击之后,突然神秘地问我:

  “你知道潮湿是怎么来的?”

  她说:“就是风吹来的。”

  她说这话时突然的怒气冲冲把我吓得心脏乱跳。

  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,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,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,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。

 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下午的时刻,阳光被对面的山坡挡住以后,李秀英伫立在窗前,望着山那边天空里的红光,仿佛被遗弃似的满脸忧郁,同时又不愿接受这被遗弃的事实,她轻声告诉我:

  “阳光是很想照到这里来的,是山把它半路上劫走了。”

  她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光来到我现在成年的耳中,似乎让我看到了她和阳光有着由来已久的相互信任。而那座山就像是一个恶霸,侵占了她的阳光。

  整日在外忙忙碌碌的王立强,并不只指望我能够干活,他似乎希望我在屋内的响声,可以多少平息一点李秀英因为孤单而出现的忧伤。事实上李秀英并不重视我的存在,她喜欢用过多的时间来表达对自己的怜悯,而用很少的心情来关心我,她总是不停地唠叨自己这里或那里不舒服,可当我提心吊胆地出现在她面前,期待着自己能为她干些什么时,她却对我视而不见。有时候我的吃惊,会引起她对自己疾病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骄傲。

  我刚到她家时,看到她在屋内地上铺着泛黄的报纸,上面晒着无数小白虫。患病的李秀英胡乱求医,那些可怕的小白虫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道偏方。当这个憔悴的女人将小白虫煮熟后,像吃饭似的一口一口十分平静地咽下去时,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灰白。我的恐惧竟然引起了她的得意,她向我露出了神气十足的微笑,不无自得地告诉我:

  “这是治病的。”

  李秀英虽然自我得让人时常难以忍受,她在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的,她的疑神疑鬼是女人的通病。我刚去时,她总是担心我会干出一些对她家极为不利的事,所以她考验了我。有一次我在擦另一个房间的窗户对,发现窗台上有五角钱。我吃了一惊,五角钱对当初的我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。当我将钱拿去交给她时,显然我的吃惊和诚实使她如释重负。她明确告诉我,这是对我的考验。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我,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,使我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。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保持了五年,后来我在学校遭受诬陷时,只有她一个人相信我是清白的。

  身强力壮的王立强一旦回到家中就显得死气沉沉,他经常独自坐在一边愁眉不展。曾经有一次,我来到他家的第一个夏天,他让我坐在窗台上,仔细地向我讲述山坡那边有一条河,河上有木船,这样简单却使我铭心刻骨的景象,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,可他有时候的语言十分恐怖。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小酒盅,作为家中唯一的装饰品被安放在收音机上端,他为了让我重视酒盅,很严肃地告诉我,如果我有朝一日打破了酒盅,他就会拧断我的脖子。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根黄瓜,他咔嚓一声扭断了黄瓜,对我说:

  “就是这样。”

  吓得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冷风。

  在我接近七岁的时候,生活的变换使我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。应该说我那时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迷迷糊糊,我在随波逐流的童年,几乎是在瞬间的时间里,将在南门嘈杂家中的孙光林,变换为在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里常受惊吓的我。

  我是那样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名叫孙荡的城镇,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置身于好奇之中。那些石板铺成的狭长街道,让我觉得就如流过南门的河一样不知道有多长。有时候在傍晚,王立强像个父亲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去时,我会充满想象地感到这么走下去会到北京的,往往是在那时,我突然看到自己走到家门了,这个疑问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我,我一直是往前走的,可最后总是走到了家门口。孙荡镇上的那座宝塔是我最惊奇的,宝塔的窗户上竟会长出树木来。这一景象延伸以后,有一次我古怪地觉得李秀英的嘴上也可能会长出树木,就是不长树木,也会长出青草。

  街道上的石板经常会发生翘来翘去的声响,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,使劲往一侧踩去,另一侧就会涌出一股泥水。这个游戏曾经长久地迷恋着我,一旦获得上街的机会,我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样的游戏之中。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泥水溅到过路人的裤子上,我用胆怯禁止了自己的小小欲望,没有出现的后果向我描叙了自己遭受惩罚的可怕情景。后来我看到三个大男孩,将一排放在各家门前的便桶盖扔上了天空。便桶盖在空中旋转时简直美妙无比,几个遭受损失的成年人从屋里冲出来只是破口大骂而已,而那三个孩子则是大笑地逃跑了。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,它使惩罚变得遥远,同时又延伸了快乐。因此当一个穿得漂亮整洁的女孩走过来时,我使劲踩向了一块翘起的石板,泥水溅到了她的裤子上,我自己开始了预先设计好的逃跑。要命的是我实现内心的欲望之后,快乐并没有来到。那个女孩没有破口大骂,也不追赶我,而是站在街道中央哇哇大哭。她长久的哭声,使我经历了长久的胆战心惊。

  就在这条街道拐角的地方,住着一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。

  他用嘴巴在一根竹竿上能吹出歌声来,这对当初的我就如宝塔窗户上长出树木一样奇妙。他经常双手插在裤袋里在街上闲逛,和一些认识的成年人打着招呼。这个大孩子体现出来的风度,曾让我默默仿效过。当我也将双手插进裤袋,努力作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时,我得意洋洋塑造出来的形象,却被王立强用训斥给葬送了。他说我像个小流氓。

  这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,在吹出美妙的笛声之后,还能惟妙惟肖地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。当我和其他一些馋嘴的孩子拚命奔跑过去后,看到的不是货郎,而是坐在窗口哈哈大笑的他。我们上当受骗后一脸的蠢相,使他过于兴奋的笑声不得不在急促的咳嗽里结束。

  尽管屡屡上当,我依然一次次奔跑过去。我被声音召唤着盲目和傻乎乎地跑去,为的是让他取笑我。有一次我窘迫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上了他的当,他当时快乐的笑声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我对他说:

  “你吹出来的一点也不像卖糖的。”我故作聪明地告诉他。

  “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。”

  不料他笑得更厉害了,他问:

  “那你跑什么?”

  我立刻哑口无言,没想到他会这么问,我一点准备也没有。

  后来的一天中午,我上街去买酱油遇到他,他又变了个法子让我受骗,那时他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,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。然后俯下身,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拉破了。他黑色的裤子在屁股上补了两块暗红的补丁,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他的圈套,将脸凑近他那猴子似的红屁股,我告诉他没有拉破。他说:

  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

  我仔细看了还是没有拉破的地方。

  他说:“你把脸凑近一点看看。”

  当我把脸几乎贴到他的屁股上时,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。把我熏得晕头转向,而他哈哈大笑地走去了。虽然他一次次捉弄我,可我依然崇拜他。

  蜂拥而来的全新生活几乎将我淹没,使我常常忘记不久前还在南门田野上奔跑的自己。只是在有些夜晚,我迷迷糊糊行将入睡时,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,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,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。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:

  “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?”

 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,他拉着我的手,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。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,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,然后才告诉我:

  “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。”

 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,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,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,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。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,他说:

  “等你长大了,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。”

 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,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,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。

  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,我就不再着急着要返回南门,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。

 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,一天下午,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,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。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,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,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。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。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,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,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。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,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。

 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,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,成为了我幼时的朋友。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。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,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。

  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,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,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,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:

  “你打架很厉害吧?”

  他说:“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。”

 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,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。

  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,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。

  和我同龄的国庆,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。我对他的崇拜,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。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,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。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,在那夏天的河边,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,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。

  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,在水里摇摇晃晃。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,我要去擦窗玻璃,去拖地板。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,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,我却被迫离开波浪,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。

 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,去眺望远处的田野。那时候就是在城里,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。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,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。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,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,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孩子的骄傲。

  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,门只是打开了一点,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。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:

  “婆婆。”

  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,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,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。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。

  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,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,只露出一只眼睛。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:

  “叫一声婆婆。”

  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,下面轮到我了。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。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。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,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。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,老太太将门关上后,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。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,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,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

  此后的两年里,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,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。那常常让我做恶梦的脸和声音,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。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,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。

  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,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,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。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,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,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。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。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,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,我整个地被吓傻了。

  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,而且一尘不染。墙上挂着许多镜框,里面黑白的像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,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。老太太轻声告诉我:

  “他们全死了。”

 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,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。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像片说:

  “这个人有良心,昨晚还来看我呢。”

  一个死人来看她?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,她说:

  “哭什么,哭什么。”

  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像片又说:

  “她不敢来,她偷了我的戒指,怕我向她要回来。”

 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,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,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。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,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。直到很久以后,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,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,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,同时被两者抛弃。

 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,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。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,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。田野就像山坡一样,往上铺展开去,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,什么叫无边无际。

 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,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,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。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,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。他那老练的动作,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。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,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,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。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,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,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,而是一位名医。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,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,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,他身上哪儿患病了,必须吃什么药。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,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,打开瓶盖取出药片,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。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,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。

  国庆的父亲,是个令我生畏的人,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。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,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,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。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,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,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,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,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。当他将药递过去时,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。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,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,体贴地让父亲吃药,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,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,然后放入自己口袋。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,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。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,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。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,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。

 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,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,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,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。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,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。国庆说:

  “她到天上去了。”

 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:

  “老天爷在看着我们。”

 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,天空在看着我们。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,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,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。我听到国庆继续说:

  “我们做什么,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,谁也骗不了它。”

 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,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,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。直到现在,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,我无处可逃,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,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。

 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。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,地球会不会被炸碎。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,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,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。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,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,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。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,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。

 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,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,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。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,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。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,鼻子上有洞,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。

 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,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。

  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,原子弹小地球大,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?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。

  “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?打不败。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。你们小,你们爹大。”

 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,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,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,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。那是冬天的中午,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,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,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。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,软绵绵地训斥道:

  “这是不可能的。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,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?”

 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,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。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,到后来成了攻击。我说:

  “你们懂个屁。”

  他们回报我:

  “你懂个屁。”

 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,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,我说:

  “我再也不理你们啦。”

  他们说:

  “谁他娘的要理你。”

  此后的时间里,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。

  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,不再理睬我。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,却显得力不从心。他们是两个人,我只是一个人,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,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。我开始独自一人了,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,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。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。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,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,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。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,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。

  显而易见,他们准备长此下去,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。

  对我就完全不同了,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,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,苦涩得难以下咽。

 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,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。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,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。

 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,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,等着他走来。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,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。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:

  “你偷了你爹的钱。”

 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,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:

  “我没有,你胡说。”

  “有。”

  我继续喊道。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,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。

  “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。”他说。

  我可不管这些,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:

  “我要去告诉你爹。”

  我的同学脸色苍白,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。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,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。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,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。

 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,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。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,重获昔日的友情。我用恶的方式,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。

  翌日上午,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,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,我立刻答应了。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,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在走去的路上,他轻声恳求我,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。我已经获得了友情,又怎么会去告密呢?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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