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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读书与治国

时间:2015/7/8 15:34:56  点击:3757 次
  清朝在康雍乾时期,文治武功,盛极一时,号称“康乾盛世”,能够实现这种局面,原因固然很多,但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几位皇帝本身的素质、见识和作为密不可分,而这些又得益于他们好读书、会读书,既能博览群书,又能学以致用,励精图治。

  好读书,勤学不辍

  自清朝建立,一直把尊崇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。在这一方面,康雍乾几代皇帝不仅尊孔重儒,优礼士人,而且他们也通过刻苦学习,直接掌握儒家思想。

  几代皇帝对儒家经典积极学习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  一是自幼在上书房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的训练。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,形成对皇子们严格的教育制度。清朝皇宫内设有上书房,专供皇子读书之用,皇子们六岁开始入上书房就师学习,他们每日凌晨5点前开始早读、上课。乾隆时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曾记载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,凌晨残睡未醒,已看到皇子们提灯去上书房就读。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。雍正就曾说自己“幼承庭训,时习简编”。皇子在上书房的学习由皇帝钦派大学士或尚书一级的官员总体负责,每位皇子都由专门的翰林学士分别指导。以乾隆弘历为例,弘历的老师主要包括徐元梦、张廷玉、福敏、朱轼等,都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家。他们指导弘历熟读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以及宋儒性理诸书、《通鉴纲目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唐宋文章等,既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精蕴奥义,又涉及社会现实、民生疾苦,总结历朝的治乱兴衰。

  二是皇帝在位期间仍然勤学不辍。一方面是经筵讲学为代表制度化的学习,1669年,16岁的康熙亲政后不久,即建立经筵讲学制度,定期召请当时著名的儒学大臣如熊赐履、王熙等,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。每逢讲学,皇帝总是有疑必问,康熙甚至要求讲官讲完后,自己复讲,然后再由讲官评点,可见其求学心之切。这种主动学习的精神保证了学习制度不流于形式。另一方面,几代皇帝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,熟读经史。康熙八岁继位,时满人入关不久,宫中满洲风俗仍重,皇子的儒家教育还提不上日程。但年幼的康熙却勤勉向学,曾在宫内向两名有学识的太监请教儒学经典、明朝礼制、学习汉字。后又设南书房,以张英、高士其、徐乾学等为南书房大臣,时刻侍学。即使出巡,也都带着这些大臣,以备顾问,砥砺学问。康熙学习不辞劳苦,以至于痰中带血,他的祖母孝庄太后为此把书给他藏起来。所以康熙称自己年轻时“手不释卷”,并非虚言。

  康熙勤奋好学也成为后世皇帝必须遵循的“家法”。皇帝每日五更起床,然后像皇子们一样,须诵读诗书。傍晚散朝无事后,皇帝又直奔书房,读书习字,或与侍从文臣讨论经典,琢磨字句。就这样,皇帝每日凌晨读书、晚上学习,除非遇到重要节日,否则宫内很少听到管弦丝竹娱乐之声,以往那种晏处深宫、莺歌燕舞、耽于逸乐的景象在康雍乾时期几乎绝迹。难怪雍正曾一再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。

  几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积极好学,是因为他们深知尊孔重儒,对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性。通过刻苦读书,他们在儒家经典掌握方面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。康熙每学完一部书就主动让身边的大臣抽查、考试自己,最终,连熊赐履、李光地这样的理学重臣也称康熙“讲论精微,义理融贯”。雍正时期的大臣鄂尔泰称雍正“幼耽诗书,博览弗倦”,对程朱理学研究精辟,四书五经烂熟于胸。

  会读书,学以致用

  雍正曾说:“立身以至诚为本,读书以明理为先。”康雍乾几代皇帝积极学习的态度,不但表现在好读书,而且表现在善于读书而不迷信于书,反对空谈理论,主张躬行实践,学以致用,用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治国理政的实践。

  康熙在一次经筵讲学时与儒学大臣讨论“知”与“行”哪一个更重要时,指出再好的理论不付诸实践也没有用,“不行,徒空谈尔!”在这个层面上,熟读经书的康熙转而批判李光地、汤斌、熊赐履等理学大臣,认为他们理论与实践脱节。当时,在理学家的提倡下,夫死妇殉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,朝廷还经常对此进行旌表。康熙对理学家的这种迂腐不实的观点进行批判,下令停止对殉节的旌表,以遏制不良风气,表现出他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。

  雍正时,为去除政治腐败等积弊,雍正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大力推进政治、经济改革,这也源于他对儒家思想中“仁”“智”“勇”的理解。雍正认为对三者应该有一个整体理解。例如,在实践中,遇到有益于百姓的善事,要毅然行之,才可称为“勇以行其智,勇以全其仁”。如果不加分析地、孤立地谈着几个概念,就会有所谓“匹夫之勇,妇人之仁,奸徒之智”,完全曲解其本意。鉴于此,雍正在推行改革时,雷厉风行,果断明决,“治天下,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”。当时的诸多改革如摊丁入亩、耗羡归公等之所以能够突破重重阻力获得成功,与雍正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的那种当仁不让的勇气有关系,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。

 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康雍乾几代皇帝还利用儒家思想的理论,批判汉族士人的狭隘的“夷夏观”,构建适于清朝的国家认同观念。

  雍正六年,湖南士人曾静派人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,以满洲人为“夷狄”,提出“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”,劝其举兵反清,驱逐夷狄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曾静投书案”。事后,雍正亲自撰写文章,对这种传统的“夷夏观”展开批判。他说中国古代的虞舜为东夷之人,周文王为西夷之人,但后来都成为圣人君主。春秋时期楚国最初被周天子视为“夷”,秦穆公也曾霸西戎,但这两个“夷”“戎”国家后来都得到孔子的认可。可见地域、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君主,仁德爱民才是主要标准。而且雍正指出,清朝以仁德安抚众民族,不修长城而使各族归附,这是历史上空前的盛事。若一味强调“夷夏之防”,那么中国又将陷入民族分裂、对峙、战争的局面中。这样,通过引经据典,雍正用儒学理论批判了狭隘的夷夏观念,结合实际,开阔了中国的国家认同观念。直到现在,在论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的形成时,学术界也还多引用雍正的观点。

  所以,作为盛世之君,康雍乾几代皇帝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积极主动,唯其如此才能既重视经典又不迷信经典,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;才能躬行实践,形成自己的观点;才能以“拿来主义”的态度,创造性地运用儒家经典理论指导治国实践,造就清朝一个多世纪长治久安的局面。

  及至晚清,同治皇帝也是幼年继位,但他自幼耽于逸乐,常常找各种借口逃避晚课早读,学习流于形式,制度已同具文。
 

乾隆画像(资料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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